1945年初,席永洲从太行根据地汲县一区调到新乡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工委书记杨珏给席永洲的任务是:到日本占领下的新乡城内,先站住脚跟,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联系和发动群众,搜集情报,以待时机,不能急躁冒进。
组织上给席永洲介绍了一个新乡的群众关系,即泥瓦匠刘玉德。席永洲改名叫宋明礼,对外称是刘的表兄弟,席永洲跟刘玉德住在姜庄街大杂院里。为站稳脚跟,席永洲跟着刘玉德给人盖房子,一天到晚搬砖瓦,担水和泥,提泥兜。不久,刘玉德通过在日本特务机关“红光部队”做事的桑振亚给席永洲办了一个良民证,使席永洲在新乡站住了脚。
席永洲通过了解周围住户的情况,选择那些苦大仇深、思想进步的群众,从生活上帮助他们,和他们交朋友,在取得他们的信任后,向他们宣传抗日,启迪他们的觉悟,然后交给他们一些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将其中觉悟高、表现好的发展为党员,如刘玉德、王汉生、宋青梅、宋得才。席永洲将居住的大杂院发展为党的活动基地,从这个基地向外扩大党的影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党抢占新乡,新乡人民没有得到真正解放。按照新乡城工委的指示,席永洲继续隐蔽下来做秘密工作。席永洲由翻砂工人田运礼介绍到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修械所当杂工。为方便了解情况,席永洲还和宋得才一块去卖纸烟、炒花生,到各村去织袜子。以后又在唐庄当了国民党保公所的书记(管账)。这期间,席永洲在新乡搜集了很多情报,有国民党驻军布防、调动、岗楼地堡分布等,有城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基本情况,有各阶层思想动态、各种反映等。这些情报都及时派人送到城工委。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革命活动,进出封锁口要冒着生命危险。席永洲曾两次受到不知在国民党哪个部门干事的人的跟踪,均机智脱险。
1948年后新乡国民党驻军第四十军及地方杂牌军王三祝等部,被人民解放军围困在新乡城郊封锁沟以内。敌军不断到四乡抢粮,祸害老百姓。席永洲那时在唐庄当保公所书记,多次到城工委汇报敌人活动情况,听取指示。城工委指示席永洲要注意瓦解敌人,同时又要防止敌人垂死挣扎,破坏城市,还要防止一些坏人混水摸鱼,趁机抢劫。根据城工委指示,席永洲等人严密监视敌军活动、驻防变动情况,绘制敌军布防图,送给城工委。同时组织群众深夜打枪,扰乱敌人。又将工人、贫苦市民组织起来,准备了袖章,分散在各重点地方,准备解放军攻城和进城时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敌人破坏图书馆等重要建筑和设施。动员保甲长“塌保”,消极应付敌人,敌人下乡勒派时,设法躲避起来。
新乡解放后,党组织根据斗争需要,决定让席永洲继续隐蔽,同潜伏的敌人及帝国主义、反动派新派遣进来的敌人进行长期的隐蔽斗争,这是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的需要。对于党的决定,席永洲坚决服从,心甘情愿继续隐蔽下去。他带领一个小组专门对付国民党中统特务,每人均有代号,开会、传达消息、汇报工作都是秘密的。
1957年底,席永洲被调到三门峡工作。1963年被分配到省政协去当“民主人士”,继续隐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席永洲被诬为“特务”,遭到批斗、下放。1974年席永洲被安排到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工作,任秘书处副处长。1983年12月离职休养。2004年1月1日,席永洲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席永洲在党的隐蔽战线奋斗了一生,于无声处,于无闻中,始终坚持着心中的信仰,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保密事业。